程千帆先生的学术视野十分宏阔，研究领域相当广泛，从而取得了多方面的成果。这部五百多万字的文集，涵盖了程先生在校雠学、历史学、文学批评史、文学史等多个领域潜心研究的成果，并包括了先生的诗文创作及回忆录，是他一生上下求索的结果，是六十年心血的结晶。在这部文集里，鲜明地体现了程先生的学术研究中一以贯之的精神，即沈祖?先生在《古典诗歌论丛》的后记中所揭橥的，“将考证与批评密切地结合起来”，“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考证与批评是中国传统的文学研究的两翼，前代的优秀学者本是两者兼通的，可是到了现代，随着学术成果积累的日益丰厚和学术研究分工的日益细密，这两项工作渐渐分道扬镳，学者或精于此，或长于彼，互相隔膜，绝少往来。甚者至于互相轻视，唯我独尊。精于考证的学者常常觉得专搞批评的人流于空疏，而长于批评的学者则往往认为专攻考证的人陷于烦琐。在古代文学研究界大声疾呼且身体力行地把两者结合起来的学者，程先生大概是当代第一人。
一般说来，文学研究，尤其是古代文学研究，主要是有四个层次。一是文献学的研究，即对浩如烟海的典籍进行校勘、辑佚、整理，力求提供确实可靠的文本。二是历史学的研究，即对千头万绪的文学史实进行考订、甄别、疏理，力求掌握文学史长河中每个环节的真实面目及其来龙去脉，三是美学的研究，即对古代文学作品的自身价值进行解读、阐释、评析，力求最充分地实现现代人对古代作品的审美接受。四是哲学的研究，即从哲学思辨的角度对古代文学进行宏观的把握，力求揭示其根本规律及其在民族文化乃至世界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普遍意义。从程先生的著述及日常言论来看，他所说的“考证”包含着前两项内容，而“批评”则包含着后两项内容。由此可见，程先生所倡导的方法实际上就是对古代文学作全面的、多层次的研究，是由表及里、由浅及深的思维模式。
应该指出，在现代的学术环境中，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学者把精力集中于某一个层次的研究是完全合理的。程先生对此并无异议，他对同辈乃至后辈学人专攻某一层次的研究而得到的成就都深表赞许。但是，就整个学术界而言，必须要有一部分学者兼通考证与批评，而专攻其一的学者也不能与另一类研究隔膜、疏离，这才能够融会贯通，真正达到较高的学术境界。程先生的研究工作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进行的，这部文集正是他运用这种方法的范例。
程先生重视文献整理，他亲自主编《全清词》和《中华大典·文学典》，而且下大功夫钻研校雠学。他重视史实考订，为了弄清唐代行卷之风的真相，曾在史料中钩沉索隐达数十年。他具有卓异的审美能力，在艺术体会和风格辨析方面尤见功力。他也善于从纷繁杂乱的现象中抽象出理论来，曾对古典诗歌的一些普遍规律有所揭示。更重要的是，程先生并不把考证和批评视为各自独立，领域分明的两类工作，而把它们看作互相依存、不可割裂的一个整体。他的文学史著作和文学史专题论著固然是兼有考证与批评的综合研究，他的许多单篇论文也同样是融考证与批评于一炉的范文，例如《张若虚〈春江花月夜〉的被理解和被误解》、《一个醒的与八个醉的》等文，都是从对史实的精密考证和对作品的细致分析入手，双管齐下，然后推导出重要的结论。程先生在古代诗歌的研究中所以能触手生春，独得圣解，除了天性颖悟和思力强劲等因素，正确的方法论无疑是重要的原因。
读者很容易注意到以下事实：这部文集的总字数不是很多，而且有好几种著作是程先生与他人合作的，这是特殊的时代所造成的结果。1957年，像同时代的许多学者一样，正当盛年的程先生因为正直而获罪，从此被剥夺了近20年的工作时间。等到阴霾散尽，大地春回，程先生重返课堂和书斋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妄加的罪名可以平反，被贬的待遇可以恢复，但是被耽误的时间却是无法挽回的。从45岁到65岁的20年光阴，这正是从事文史研究的学者一生中最宝贵的阶段啊！尽管程先生夜以继日地努力工作，尽管他的才思依然十分敏锐，但要想把计划中的学术课题全都亲手完成，毕竟是力不从心了。况且重执教鞭的程先生视教学为第一要务，为培养后辈而倾注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于是程先生的好几种著作采取了与人合作的方式，合作者中有他的同事，更多的则是他亲自指导的学生。应该说，这些合作实际上也是程先生培养后辈的一种方式，合作者通过实际操作而获得了方法的训练，也通过讨论质疑而锻炼提高了思辨能力，所以它们具有薪尽火传的特殊意义。然而毋庸讳言，如果程先生没有丧失那20年时间，如果他一生的学术活动没有中断，那么他完全可以从容不迫地独立完成这些著作，并使它们的学术水准更上一层楼，他也一定能够写出更加卓越的其他著作来。可惜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于是这部文集只能以目前的状态呈现在读者面前。希望后代的读者看到这部文集时，千万不要忘记它是一位生活在二十世纪历经坎坷的学者的学术记录，是一部忧患之书。
（《程千帆文集》共14卷，共约550万字，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出版）
